一、远古暨三代经济概述

本卷开篇从宏观视角勾勒了中国远古至夏、商、西周三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脉络。旧石器时代先民以打制石器为工具，从事采集狩猎，经历了上百万年的缓慢进化。中石器时代细石器与弓箭的发明使狩猎经济显著发展。约一万年前农业在黄河流域（粟作）和长江流域（稻作）同时起源，新石器时代形成十大经济区域。龙山文化时期手工业专业化，城市经济萌芽。夏代进入青铜时代，商代经济空前活跃，西周井田制和商业制度日益完善，货币广泛流通。整卷以考古发现为基石，融合文献记载，系统展现了中国古代经济演进的壮丽长卷。

二、旧石器及中石器时代的经济

旧石器时代人类以采集与狩猎为生，居住于山洞或树上，用打制石器（刮削器、尖状器、砍砸器、石球）为工具。早期石器粗大笨重，晚期出现间接打制法，细石器和弓箭得以发明。人类从利用自然火发展到人工取火（燧石撞击与钻木取火），用火驱兽、取暖、照明和加工工具。山顶洞人遗址出土骨针和穿孔装饰品，显示较高的工艺水平。中石器时代以下川文化为代表，出土大量燧石细石器（40余种），石镞采用压制法制作，琢背小刀、石矛头等复合工具普遍使用，极大提高狩猎效率，为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奠定了基础。

三、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

（一）农业的产生和早期农业经济 —— 原始农业在距今一万年前后从采集活动中萌芽，妇女是农业的发明者。黄河流域诸文化（磁山、裴李岗、大地湾、北辛）已出现较稳定的粟作农业，磨制石铲、石镰、石磨盘构成完整的生产体系。磁山遗址发现88个储粮窖穴，粟总量达5万公斤以上，说明农业生产已具相当规模。南方湘赣地区（彭头山文化）距今约8000年出现初期稻作，陶片中掺杂稻壳，是长江流域稻作农业的重要源头。

（二）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经济 —— 仰韶文化以粟作为主，彩陶工艺发达，半坡发现粟壳和菜籽。马家窑文化彩陶精美，白道沟坪窑场显示专业分工，晚期出现海贝交换。大汶口文化以猪随葬盛行，快轮白陶和薄胎黑陶高柄杯代表最高水平。大溪文化以稻作为主，薄胎彩陶工艺精良。马家浜文化种植籼稻粳稻，草鞋山出土最早葛布。河姆渡文化有大规模稻谷堆积和骨耜，发明漆器与干栏式建筑。红山文化在辽河流域发展农业，出现双火膛连室陶窑。

（三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经济 —— 龙山文化时期经济发展显著加速。中原出现石犁，煤山发现炼铜坩埚残片。海岱地区蛋壳黑陶工艺臻于完美，家畜”六畜俱全”。后冈、王城岗、平粮台出现早期城堡。良渚文化犁耕普及，出现灌溉水井群，反山墓地出土玉器3200余件，神人兽面纹雕刻工艺登峰造极。石峡文化在粤北发展稻作，华南沿海仍以渔猎为主。

四、考古发掘出的一个王朝——夏代的经济

夏代（约公元前22-前17世纪）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。二里头文化代表夏代经济水平，农业以石铲、石镰为主，”六畜俱全”，酿酒之风盛行。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，铸铜、制陶、玉器加工出现专业分工。青铜器有爵、铃、戈、镞、刀等，采用单范和合范铸造，器形简单、胎壁较薄。发明《夏小正》历法指导农时。边鄙地区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农业为主，出现石筑城堡；西北齐家文化畜牧业发达，武威发现大型玉器作坊，玉材来自昆仑山下于阗；海岱岳石文化继承龙山传统；江汉石家河文化以稻作为主，陶塑动物生动多样。

五、商代的社会经济——奴隶经济与物资交流

商代（约公元前17-前11世纪）是中国奴隶制经济的鼎盛时期。土地实行井田制，归王所有，奴隶集体耕作。青铜冶铸业高度发达，司母戊大方鼎重875公斤，妇好墓出土青铜器、玉器700余件和精美象牙杯。海贝作为主要货币以”朋”为单位流通，商墓出土贝币动辄数千枚。商业由贵族操纵，长途贩运活跃，出现官商和”小臣”管理商业奴隶。城市建设显著发展，郑州商城面积达340万平方米，安阳殷墟总面积24平方公里以上，城内宫殿、作坊、市肆布局完善。手工业全面繁荣，白陶、釉陶（原始青瓷前身）、丝织品、漆器均有突出成就。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青铜器480余件，展示长江流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。

六、西周的经济发展——奴隶制经济的繁荣与衰落

西周（约公元前1066-前771年）近300年间，社会经济制度日趋完善。土地从井田制逐步演变为私有化——卫盉、散氏盘等青铜器铭文记载了土地交易，宣王”不籍千亩”标志井田制名存实亡。商业体系完整：都邑设市，分朝市、大市、夕市，由司市、胥师、贾师分级管理，实行商品分类陈列、价格管控和出入关凭证制度；”工商食官”体制下商业奴隶由官府控制。农业采用耦耕和轮休制，农作物种类丰富（”百谷”之称）。青铜器数量远超商代，利簋、毛公鼎等铭文记载重要史实；原始青瓷在江南大量生产并流通至北方；髹漆工艺和早期螺钿镶嵌技术出现。边鄙地区辛店文化羌族以畜牧业为主；东北夏家店上层文化以游牧射猎为主，曲刃青铜短剑具有鲜明地方特色。

七、结语

本卷以丰富的考古发掘成果和古典文献为依据，系统阐述了中国远古及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。从旧石器时代的百万年漫长进化，到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，再到夏、商、西周三代文明国家的形成，每一步都凝聚着先民的智慧与劳动。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、经济形态的演变、社会制度的变革，充分说明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。全书纳百家之说，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新观念，体现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新高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