簡明香港史(新版)- 作者:劉蜀永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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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劉蜀永  |  圖書館:Chinese  |  逐章摘要

第一章 古代香港

本章通過考古發掘與文獻考證,系統論證香港自古以來即與中國大陸文化同屬一體,駁斥了英國殖民者所謂香港是「荒島」之說。作者指出,香港地區的人類活動可追溯至約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,大灣文化的彩陶與白陶受長江中下游大溪文化影響,商代墓葬出土的玉牙璋更證明華北禮制文明向南延伸。深水埗李鄭屋邨東漢古墓的發掘,進一步證實香港與廣東大陸的文化同一性。在建置沿革上,香港地區自秦漢以來歷經番禺、寶安、東莞、新安等縣管轄,元明時期設置屯門、官富巡檢司,標誌中央政權管理加強。社會經濟方面,採珠、製鹽、種香、燒灰、青花瓷業、農業、漁業等均有發展,1841年前港島已有7,450人口。軍事防禦方面,明朝為防倭寇與葡人設南頭水寨,正德年間汪鋐驅逐侵佔屯門的葡萄牙人,清初設墩台營汛體系,嘉慶年間增築九龍炮台與東涌所城,至道光年間港島已設紅香爐汛等軍事設施。

第二章 英國佔領香港地區

本章詳述英國分三步侵佔香港地區的全過程,揭示每一次割佔均以武力為後盾,通過不平等條約強行實現。割佔香港島方面,作者指出英國早於1635年即圖謀佔據中國沿海島嶼,1834年律勞卑首提武力佔港,鴉片戰爭前哨戰中九龍山之戰與官涌之戰均發生在香港地區。1841年1月英軍在上環水坑口登陸佔領港島,比《南京條約》早一年七個月;所謂《川鼻草約》實際上從未簽署。割佔九龍方面,英軍於1860年3月先行佔領尖沙咀,隨後巴夏禮脅迫兩廣總督勞崇光簽訂永租契約,最終通過中英《北京條約》將九龍半島南端正式割讓。租借新界方面,英國利用1898年列強瓜分中國之機,強迫簽訂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》,租借九十九年,陸地面積擴大約十一倍。定界談判中英方又迫使以深圳河為界,違背原專條地圖規定。新界鄉民在鄧青士等帶領下奮起抗英,但最終被鎮壓。九龍城問題則成為長期中英外交爭議焦點,直至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才最終解決。

第三章 19世紀香港政法制度

本章闡述英國在香港建立直轄殖民地制度的歷程。劉蜀永指出,港督依據《英王制誥》與《王室訓令》享有廣泛權力,早期港督更兼任駐華使臣,以對華擴張和保護鴉片走私為首要任務。立法局長期排斥華人,伍廷芳僅獲象徵性席位。法律方面,作者列舉歧視華人的法例、宵禁制度及「華律治華人」的殖民壓迫本質,並揭露監獄中的種族不平等待遇。警務方面,早期警察腐敗不堪,索賄盛行,威懾管制華人為其主要職能。


第四章 19世紀香港經濟

本章論述英佔後香港從自然經濟小島蛻變為遠東轉口貿易港的歷程。作者指出,英國闢香港為自由港,怡和、顛地等英資洋行率先置地建城,鴉片走私與苦力貿易成為早期經濟支柱:1847年鴉片出口值佔總出口86.5%,港府鴉片稅收最高佔歲入46.5%。19世紀50年代後,內地移民南來帶來「決定性推動」,南北行、金山莊乘時而起,1860年香港財政首次自給有餘。第二次鴉片戰爭後,輪船取代帆船、航運與貿易分離、匯豐銀行壟斷金融並向清政府政治性放款,至19世紀末香港已成為英帝國三大商港之一,華人經濟實力亦顯著增長,1876至1881年間繳納差餉最多者中華人從8人增至17人,標誌經濟格局深刻轉變。

第五章 19世紀香港社會狀況

本章從人口、社會結構、社會團體和社會問題四方面剖析19世紀香港的社會狀況。人口方面,香港從1841年約7,450人增至1901年近37萬,華人始終佔95%以上,人口結構呈成年型、男性型特徵,性別比例失衡導致出生率低、死亡率高。社會結構方面,英國官吏和西商掌握政治經濟權力,華人少數富商買辦躋身上層,而廣大勞工地位低下、遭歧視剝削。社會團體方面,歐人社團以總商會、香港會為代表,華人則組建街坊公所、東華醫院、保良局等慈善商工組織及三合會等秘密結社。社會問題方面,種族歧視根深蒂固——宵禁、鞭刑、隔離居住政策歷時百年;貧富懸殊加劇,苦力年薪不足百元而洋行獲利數十萬;鴉片、賭博、色情業三大公害氾濫,港英當局從中牟利,社會病態叢生。

第六章 19世紀香港文化教育

本章闡述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角色及報業、教育的發展。文化交流方面,理雅各在香港完整翻譯《四書》《五經》為英文,向西方系統介紹中國經典;洪仁玕在香港四年學習西方文化,其《資政新篇》主張法治、發展工商、設新聞官等,是從香港移植到內地的思想之花;容閎組織120名幼童赴美留學,開大規模西學先河;王韜在香港創辦《循環日報》,宣傳君主立憲和變法自強;何啟、胡禮垣鼓吹民權、設議院,其改良思想影響了康有為和孫中山。報業方面,英文報刊多為政府傳聲筒,亦有揭露腐敗者如塔蘭特、孖剌;《遐邇貫珍》傳播西方知識,《香港中外新報》為首份中文鉛字報紙,《循環日報》則是首家華人自資經營、反映華人輿論的報刊。教育方面,港英當局辦學意在「安撫」居民、培養買辦職員,教育投入長期偏低,大量華人子弟失學;但中央書院和西醫書院培養了孫中山、何啟等傑出人物,其西式教育客觀上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。


第七章 20世紀前期香港政治

本章論述20世紀前期香港政治三大主題:一是政治體制延續殖民專權本質,《英王制誥》與《王室訓令》確保港督獨攬大權,直至1926年首位華人周壽臣方入行政局;二是香港與內地政局密切互動,孫中山以香港為革命策源地策劃六次武裝起義,五四運動引發港人抵制日貨,1922年海員大罷工與1925年省港大罷工展現工人反帝力量,後者堅持十六個月重創港英經濟;三是抗戰期間香港成為戰略物資轉運要道,廣九鐵路1938年運送軍火逾五萬噸,港民亦以義賣獻金、組織回鄉服務團等方式援助祖國。

第八章 20世紀前期香港經濟

本章論述20世紀前期香港經濟的四大板塊。對外貿易經歷穩步增長(1900-1924)、挫折恢復(1925-1936)及戰時繁榮(1937-1940)三階段,省港大罷工與世界經濟危機重創轉口貿易,抗戰爆發後香港成為中國唯一外貿通道。商業在多重困難中曲折發展,洋行、金山莊、南北行等行業盛衰交替。金融業方面,1935年幣制改革結束銀本位、改行英鎊匯兌本位,華資銀行自1912年陸續興起,1935年爆發銀行風潮。工業方面,華資工業於20至30年代中期崛起為第一高潮,1937-1941年內地企業南遷催生第二高潮,為戰後工業化奠定基礎。

第九章 20世紀前期香港社會狀況

本章剖析20世紀上半葉香港社會的多維面貌。作者指出,香港人口急劇增長主要依賴內地移民的「機械增長」而非自然增長,人口結構呈現性別與年齡嚴重失衡。社會層面,華洋之間涇渭分明:外國人佔據政治經濟優勢地位,華人中上層雖逐漸壯大並出現如何東家族等顯赫世家,但種族歧視無處不在,如1904年「山頂區居住法例」及同工不同酬現象。社會習俗方面,華洋文化初期並行不悖,後西俗悄然滲透形成中西合璧之風。此外,鴉片氾濫、色情業及三合會蛻變為黑社會構成突出社會問題。


第十章 20世紀前期香港文化教育

本章論述20世紀上半葉香港文化教育的發展歷程。報業方面,作者梳理三個浪潮:反清革命報刊(如《中國日報》)、商業報紙崛起(《華僑日報》《工商日報》)、抗戰時期內地文化人南下辦報;指出香港特殊言論環境與華南市場需求為報業繁榮的關鍵動因。文學方面,從早期舊派期刊到白話文運動萌芽,再至抗戰後茅盾、鄒韜奮等南下作家掃除萎靡之音。電影方面,以黎民偉為起點,論及粵語片興起及抗戰時期蔡楚生等人的貢獻。教育方面,詳述香港大學創建、中文教育在五四影響下勃興、1913年教育條例與1935年賓尼報告書推動的政策變革,揭示殖民精英教育與華人爭取中文教育之間的張力。

第十一章 日佔時期的香港

本章詳述1941至1945年香港淪陷的歷程與日佔統治的苦難。作者指出英國戰前並無固守香港之意,防務薄弱,日軍僅用十八天便攻陷港島。日佔當局實行軍事管治與「以華制華」的區政制,瘋狂掠奪資源:強制遣返使人口從165萬驟降至50餘萬,發行軍票掠奪金融財富,壓制華人工商業,推行奴化教育。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新界及市區展開游擊抵抗,為黑暗歲月帶來曙光。戰後英國在美國支持下搶先重佔香港,受降權之爭中中國僅獲象徵性面子,反映出列強殖民利益的博弈。

第十二章 20世紀後期香港政治

本章論述戰後香港政制演變與回歸歷程。楊慕琦計劃因葛量洪反對及冷戰形勢被擱置,英國長期拒絕民主改革;八十年代英方突然推行代議政制,戴卓爾夫人回憶錄揭示其「非殖民化」意圖。中英談判歷經兩年,英方初以「主權換治權」抗拒,經鄧小平堅持主權不可談判及「九月風暴」衝擊,最終簽署聯合聲明。彭定康政改方案被中方斥為「三違反」,破壞政制銜接。基本法起草歷時近五年,圍繞中央與特區權限、政制模式爭論激烈,最終確立行政主導、循序漸進原則,體現「一國兩制」精神。


第十三章 20世紀後期香港經濟

本章闡述香港從轉口港到工業化、再到服務型經濟的轉型歷程。1950年代朝鮮戰爭禁運沉重打擊轉口貿易,港人自強不息轉向工業化,至1959年港產品出口佔比達70%,紡織、製衣、塑膠、電子等行業蓬勃發展。作者指出移民湧入、有利國際環境、積極不干預政策及內地廉價副食品供應是工業化成功的關鍵因素。1970年代起,面對成本上升、貿易保護主義及亞洲競爭對手挑戰,香港推進經濟多元化,金融、旅遊、地產業迅速崛起。1985年後製造業大規模內遷,服務業取代工業成為主導產業,1996年服務業佔GDP達84%。第四節詳述香港與內地經貿聯繫的演變,從禁運時期的萎縮到改革開放後內地重新成為香港最大貿易夥伴。

第十四章 20世紀後期香港社會狀況

本章系統論述20世紀後期香港社會的深刻變遷。人口方面,香港從依賴移民機械增長轉為以自然增長為主,本地出生人口逐漸成為主體,歸屬感隨之萌生,人口分佈由港九市區向新界新市鎮均衡擴散。社會結構方面,工業化催生了工業企業家階層和龐大工人隊伍,70年代後中產階層迅速壯大,社會流動加劇,種族因素對流動的阻礙明顯淡化。社會衝突方面,作者詳述1956年九龍暴動、1966年天星小輪事件和1967年暴動,指出普羅大眾未能分享經濟成果是根本原因。民生方面,五六十年代住房短缺、勞工困苦、物價飛漲構成三大困境;70年代後港府推行十年建屋計劃、改善勞工待遇及建立社會保障制度,民眾生活逐步改善。

第十五章 20世紀後期香港文化教育

本章論述戰後香港文化教育的本土化轉型歷程。劉蜀永指出,報業從關注內地政治轉向本地新聞,綜合性大報不斷調整版面以迎合市民需求,晚報則在電視衝擊下逐漸式微。文學方面,外來文化勢力消退後本土文學崛起,金庸、梁羽生的新派武俠小說成為奇葩,七八十年代新一代作家使作品更具本地色彩。電影從國粵語片並存走向本地化,新浪潮運動帶來多元化創作;電視劇集以現代都市生活為主題,深受觀眾歡迎。教育領域,港府由精英教育轉向普及教育,1971年實行免費小學教育,1978年推行九年免費教育,但中文教育在重英輕中的政策下節節敗退,成為戰後香港教育的深刻遺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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